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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迁子女在京遭上学难 多数孩子独自返乡读书
几乎是春节后直至8月，北京朝阳、通州两个人口稠密区见证了一群家长近乎徒劳的辗转。开学之后，各个教育系统机关入口处的人潮才逐渐散去，6月的朝阳区教育委员会，一天的新生入学申请受理数一度排到300号。
这些不具有北京户籍的家长或多或少搁下了工作，用近乎半年的时间成本，想要获取他们出生成长在北京的孩子在这里接受义务教育的资格。
事件起因于2014年春天开始的递交小学入学申请的环节，各区县的“外地”学童就学政策发生变动，在以往的“五证”上添上了更多细节。丰台区要求父母一方在丰台务工，昌平区则规定暂住证办理日期必须在去年之前。反应最为强烈的朝阳、通州区还对父母双方的社保缴纳方式提出了更具体的要求，如通州区明文规定需“在我区”工作并缴纳社保，部分朝阳区家长提到，审核申请材料时对社保也有所要求。
大批随迁子女们随即被拦在公立学校的校门之外。由于小儿子未取得一纸就读证明，8月20日，身心俱疲的沈虹（化名）带着一双儿女回到了老家河北沧州献县。她换掉了北京的手机号码，并着手装修一间闲置了十多年、有些泛潮的屋子。
沈虹的丈夫平日忙于运送机器、展柜，常常夜里发货，凌晨才回到家中，有时去山东济南，一跑就是好几天。为了保住丈夫每月七八千元的收入，这个家庭决定分离。
沈虹的遭遇不是惟一。根据财新记者获得的数据，截至5月27日，学龄人口信息采集截止前夕，参加信息采集、获得小学入学资格的非京籍儿童仅有5.8274万人，较上年减少了1.6万多人。更有一些常住的“外地”家庭在“中考”等环节碰壁。
2001年，国务院第一次明确解决流动人口适龄儿童义务教育问题的“两为主”原则，即“以流入地政府为主，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”。在此顶层设计之下，集中了全国优质资源的北京也面临着严酷的现实条件，人口数量增长过快，中心城区功能疏解缓慢，大气污染、垃圾污水治理任务艰巨。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挑战，造就了人口调控命题的重要地位。
一时间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憧憬成疑。持续了近半年的拉锯终至尾声，对坚持讨要说法的非京籍家长而言，好消息并未到来。疑惑、焦虑、无助和愤懑从城市的一角蔓延开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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